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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权与堕胎自由选择权之较量
“罗伊判例”浅析
作者:王慧霞  发布时间:2017-05-31 11:06:07 打印 字号: | |
  美国对于堕胎的有关争论早在19世纪中后期就已经趋于白热化,对堕胎的有关立法也在各个州之间纷纷出台。1871年,美国医疗协会从道德立场攻击堕胎,它的一份报告指责堕胎妇女“无视因婚姻契约而承担的义务,只享受婚姻快乐,而不承担婚姻责任和生育痛苦”。1873年,美国国会通过了Comstock法,禁止传播关于堕胎和避孕的信息。到1900年,除一个州之外,美国所有的州都通过法令,将堕胎定为犯罪。驱动立法者禁止堕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生率急剧下降。出生率下降最为显著的是中上层清教徒家庭。这种状况在当时引起许多担忧:有人认为,清教徒出生率降低,而其他移民的出生率增加将是一种“种族自杀”。与此同时,罗马天主教修正了它的教义,谴责堕胎是扼杀生命,而天主教对堕胎的态度,直接影响美国民众对堕胎的道德评价。

  但是,在1969年,一位化名杰恩罗伊(Jane Roe)的妇女向德克萨斯州刑法提出了挑战。德州刑法规定:除了依照医嘱、为拯救母亲生命而进行堕胎之外,其他一切堕胎均为刑事犯罪。原告罗伊声称:她遭受强奸而怀孕,德州法律禁止堕胎,她又付不起钱到那些可以合法堕胎的州进行手术,故不得不继续妊娠;分娩之后,由于经济上也无力供养这个可能出生的孩子,她将孩子交给了不知身份的人收养。罗伊认为:一个孕妇有权单独决定在什么时间、以什么方式、为何种理由而终止妊娠,德州刑法剥夺了她的选择权,因而违反了联邦宪法。被告德州政府主张:生命始于受孕而存在于整个妊娠期间,因此,在妇女妊娠的全过程,都存在保护生命这一不可抗拒的国家利益;宪法所称之“人”(Person)包含胎儿,非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胎儿生命为第14修正案所禁止之行为。案件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。1973年,最高法院以在6∶3的多数意见裁定:德州刑法禁止堕胎的规定过于宽泛地限制了妇女的选择权,侵犯了第14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所保护的个人自由,Blackmun大法官代表多数意见作出了支持罗伊的判决。为了在妇女隐私权和两种不可抗拒的国家利益之间划分界限。

  在原、被告的陈述中均以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为依据,其具体规定是:“各州亦不得不经由法律正常程序,即剥夺任何人的生命、自由或财产,或在其管辖区域内对任何人拒绝提供法律的平等保护。”经过一系列最高法院裁决的确认,该修正案的宪法权利保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:其一,正当程序原则,任何州的法律中限制公民宪法权利的条款,都需要接受违宪审查以确定其是否具有正当性;其二,法律平等保护原则,这是通过一系列关于男女平等、种族歧视的判例体现出来的。在罗伊案中,主要涉及到了妇女在妊娠中的选择自由以及生命权的问题,由此引出了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:胎儿是否为人?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“自由”如何解释?如何以州的利益限制堕胎权?

  美国是一个高度民主的国家,美国的宪法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人们的自由权利,但是在堕胎与胎儿生命权这方面仍然存在强烈的碰撞。从美国的司法实践中,我们可以看到胎儿不是人,那么就不具有宪法赋予的权利。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人们可以任意扼杀胎儿的生命。从民法的基本理论出发我们知道,人始于出生,终于死亡,也就是说胎儿不是人,也就不具有民法上的民事权利能力。

  自罗伊判例以来,或者说从一系列关于隐私方面的裁决以后,人们基本认可了妇女在生育或堕胎方面的自由选择权,尽管反堕胎意见从不间断地存在着、活跃着。纵观罗伊判例以及其他堕胎权案件,倾听各界人士的呼声,堕胎权关乎着自由选择权和生命权的抗争。坚持胎儿是人的群体高呼着胎儿的生命权应受到宪法保护,同时妇女的自由选择权切实隐含在宪法之中,还有保护潜在生命作为不可抗拒的国家利益企图限制自由选择权,种种权利、利益纠结在一起,向法院寻求权威的判断。这并不是政治问题,而是对宪法权利的解释、权衡。另一方面,堕胎权的维护也体现了对妇女的平等保护。孕育生命,这是件神圣的事,但是不被期待的孩子带给父母、尤其是母亲过大的压力。男女一起种下的因,而妇女承受着更重的果,这是对女性的不公,所以必须存在这一项自由选择权使妇女的权益受到同等的保护。当然,我们尊重生命,但并不意味着为了一个受精卵、几个未成型的细胞就要对妇女自由的保护,因为它们不具有同等的重量;而当潜在的生命具有存活可能的时候,法律也表现出其应有的尊重。

  堕胎,涉及道德,也关乎法律。站在法律的角度,我们尊重这种权利,同时以对生命的敬畏和爱护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它加以限制。
责任编辑:梅玉兰